在解放全中国的同时，为了治理疮痍满目、百业凋蔽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抓了三件大事，即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镇压反革命。这几项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为新生的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在全国3．1亿人口的新解放地区进行土改，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新解放的广大地区，虽然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不少地区也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散兵和土匪，而实际上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地主，仍然统治着广大农村。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决定，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一法令，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从此，全国范围的新区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给工农业生产带来的破坏，一些地区的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工商业者惶惶不安。中央人民政府下决心要扭转局面，改善人民生活，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尽早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决定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吃饭问题。
农业和交通成为恢复工作的重点，而在农业中又着重抓水利，在交通中又着重抓铁路。
同时，加强金融和市场管理，打击投机资本。当时，巨额的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囤积居奇。首先从捣乱金融开始，于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连续掀起4次大规模涨价风潮，上海的物价从1949年5月到1950年2月，上涨了一二十倍。
在这关键时刻，陈云受党中央的委托，专程赶赴上海。首先打赢的是“银元之战”。
物价上涨，首先是从金银、外币开始的。解放后不久，各地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都颁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以金银计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兑。同时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货币。但社会上的投机商人对此置若罔闻，公然蔑视政府法令，金银投机活动有增无减。从1949年5月27日至6月初短短的13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2．11倍，银元价格上涨了1．9倍，市场物价也随之上涨了2．7倍。极为猖獗的金银投机活动严重冲击和动摇了人民币的地位，造成了市场物价急剧上涨。
新生的人民政府首先以经济的办法解决问题。集中大量银元拿到黑市上抛售，先把价格压低，再宣布禁止流通。6月5日，人民政府曾向上海市集中抛出银元10万枚，但立即被吞没，银元价格仍继续上涨。人民政府一再向金银投机者发出劝告，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各地人民政府在中央的统一布置下，采取了断然措施。于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对首要投机分子逮捕法办。
武汉市人民政府也逮捕了银元投机分子200余人，查封了两个专门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市人民政府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市场的“剃刀门媚”（即街头兑换店）377家。这就是解放初期有名的“银元之战”。
此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胜的。他们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3涨。上海从6月21日到7月21日，米价上涨3倍，纱价上涨3．8倍，布价上涨3．5倍。这时国民党的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再打“米棉之战”。人民政府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
从1949年11月15日至30日，中央人民政府从东北每日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同时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棉纱运至西安。此间，天津先后从东北调运粮食6000万斤，准备布匹35万匹，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汉口准备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经过周密布置和准备之后，选择市场价格达到高峰之机，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使投机商措手不及。26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至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他们竞相抛售存货，但市场已经饱和，越抛，物价越跌。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布破产，许多私人钱庄因借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亦宣告倒闭。这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米棉之战”。从此，投机商人一蹶不振。
从1949年到1952年的短短3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下，终于在进行社会经济根本改组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伟大成就。
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的时候，蒋介石有计划地潜留了大批武装特务、土匪，继续破坏和捣乱，企图卷土重来。这些特务武装，同各地的封建会道门、地主恶霸武装结合起来，四处流窜，伤害百姓。
潜伏在新中国境内的60余万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60万土匪、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抢劫、暗杀、绑架、刺探情报、武装暴乱等反革命活动，据统计，仅从1950年春季到秋季的半年多时间里，新中国境内就有近4万名干部、群众和积极分子遭到暗杀。首都北京是他们攻击的重点目标，隐藏在北京电车、汽车公司的特务分子，一次放火烧毁59辆电车。在工厂、矿山、机关、学校不断发生各类恐怖事件。
当一封封告急电报，一摞摞敌情资料汇集到新中国刚刚组建的公安部，汇集到毛泽东主席案头的时候，毛泽东拍案而起：新生的人民政权岂能容忍匪特如此猖獗，人民生命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明确指出，要各地把剿匪、镇反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政务院于1950年7月23日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级政府闻风而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剿匪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毛泽东主席接连三次直接打电报给敌情最严重的广西地区的主要领导，要求迅速扫清匪患，镇压反革命。
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3年多的剿匪镇反斗争，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抽调39个军140多个师大约150余万人的兵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从1950年到1953年，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同时，在城乡开展了搜捕特务、登记反动分子以及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共镇压、管制和关押各类反革命分子约300万，消除了威胁人民政府的隐患。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对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回眸：共和国的50年》，司维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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